澳洲经济，双速已死

如果你仍以两列火车——一列矿车、一列普通列车——来比喻澳大利亚经济，那么你掌握的信息恐怕已过时。

到了2025年，西澳大利亚州贡献了全国商品出口的45.4%，采矿业周薪中位数达2761澳元，而全澳所有员工仅为1425澳元。但同年12月，全国房价收入比攀升至8.4，攒足首付需要11.2年，25至34岁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从1981年的61%下滑至43%。

这些数据实际上揭示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分化已发生坐标转换。州与行业的旧有界限依然存在，但家庭的命运越来越多地由资产、地理位置、代际传承和平台因素所决定。

“双速经济”这一概念能够解释过去二十年的资源繁荣，却无法解释为何今天一位高薪矿工、一位悉尼租户和一个区域小城家庭可能共享同一种焦虑。

旧的“双速”叙事为何失效？

“双速经济”一词最初捕捉的是资源富集州与东部多元经济之间的差距。西澳和昆士兰依靠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实现腾飞，而东部则依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缓慢前行。

这一叙事在2000年代极具吸引力，因为采矿繁荣确实带来了投资、就业、工资和出口的集中爆发。数据显示，西澳占澳大利亚大陆约三分之一面积，2025年贡献了全国45.4%的商品出口，采矿业周薪中位数2761澳元，而所有员工仅为1425澳元。

这些事实也解释了为何人们常将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相提并论。

但真实存在，并不足以解释整个国家的状况。

变化之一来自财政联邦制

澳大利亚在政府间重新分配公共收入方面拥有强有力的工具。联邦拨款委员会通过商品及服务税横向财政均衡机制，确保各州和领地有能力提供大致相当的公共服务。

2026-27财年，南澳、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获得的份额将高于其人口比例。

西澳的份额仍低于人口比例，但2018年设定的法定下限将其提升至与新南威尔士州相同的每人商品及服务税水平，预计比旧安排多出60亿澳元。

这意味着，资源州与非资源州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并不像出口差距那样明显。州边界上的财政差距被部分熨平，但州内部的家庭差距却在持续扩大。

只盯着州界，你看到的是一张经过修饰的地图。

变化之二来自“飞入飞出”与远程运营

采矿业的高薪是事实，但“飞入飞出”模式使得部分收入在工人原籍社区消费，而非项目所在地。项目所在地获得的是生产活动，却不一定能享受到完整的经济乘数效应。

一个矿场在偏远地区运转，工人从珀斯、布里斯班甚至更远的地方飞来，工资被带回家乡用于偿还房贷、支付租金、抚养子女。而项目附近的社区可能只承担了土地、环境、基础设施和住房的压力。

衡量项目价值中留在东道社区的份额，与衡量工资水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资源丰富地区也可能出现原住民社区边缘化、租金飙升、服务紧张的情况；资源消耗较少的地区也可能存在高薪远程岗位和资产富裕阶层。

“双速”框架将资源地理误认为家庭命运，这一步错得十分关键。

变化之三来自工资与资产的分离

采矿业是澳大利亚薪酬最高的行业，但行业高薪并不等同于阶层跃升。工资是流量，资产是存量。生产力委员会2021年的研究指出，资产价格增长，尤其是住房，对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作用远大于遗产继承。

遗产继承通常发生在接收者年近50岁时，无法解释年轻租户的焦虑。

一个FIFO工人可能现金流很高，但如果未能将收入转化为房产，仍可能被资产端甩下。

一个东部普通白领可能工资一般，但若在2019年上了车，资产升值也能拉开差距。澳大利亚财富分化的主引擎，已从工资单转向资产负债表。

变化之四来自宏观生产率

截至2025年6月第一季度，全年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0.2%，采矿业和建筑业大幅下降。

经济每年潜在增长约2%，其中不到1.5%来自人口增长，略多于0.5%来自人均实际GDP。按工作小时计算，今天的经济规模仅比十年前大1%。实际工资五年内下降超过5%，通胀仍在3.5%左右，远高于2.5%的目标。

低生产率、高通胀、高利率的组合，意味着经济增长乏力，分配冲突加剧。

“双速”框架只关注行业和地区，却看不到这一宏观背景。

州和行业划分只能看到第一层，家庭、资产、地点和代际才是第二层。

家庭资产，才是今天的分水岭

住房是连接所有分化的核心。澳大利亚国家住房供应与可负担性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12月住房价格与收入比达到创纪录的8.4，意味着需要11.2年才能攒够首付。十年前这一数字为9.0年。

中位家庭收入中需要33.1%才能支付新租约的广告租金，需要45.9%才能支付新抵押贷款的还款额。

25至34岁家庭的房主比例从1981年的61%降至43%。

KPMG分析估计，全国自住比例从2021年的66.3%下降至2025年的65.9%，主要由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州地区驱动。

这些数字说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机，已经与收入同等重要。

一个家庭在2019年买房，与在2022年买房，可能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务人生。

低利率时代上车的人，锁定了较低的月供，并享受了资产升值。

高利率时代接盘的人，首付更高，月供更重，房价还可能下跌。

租户和潜在买家感受更直接，他们用现金流支付别人的资产收益。住房可负担性在都市和区域之间不均衡，在都市内部和区域内部也不均衡。

2026年全国住房报告发现，地区的新租金相对于收入而言比首都城市更难负担。

这说明，大都市与区域社区的旧划分，也无法完全解释住房压力。

一个区域小城的租户，可能比一个首都城市的合租青年更吃力。

有人为澳大利亚提出了三个重叠的划分：资源丰富地区与资源消耗较少地区；大都市社区与区域及偏远社区；既有房产所有者与租户及潜在买家。住房同时穿过这三条线。

资源区的高薪工人如果没买房，也可能被资产价格排除；首都的租户如果收入普通，也可能与区域租户共享同一种无力感。

家庭居住在哪里、何时进入市场、是否能获得家庭援助，在塑造财务状况方面可能与薪水同等重要。

“父母银行”、家庭首付支持、继承预期，正在把家庭背景转化为购房能力。

遗产继承不是财富分化的主因，资产价格增长才是。

政策如果主要围绕遗产税和代际转移设计，可能会对资产价格增长给予过少重视。

从金融角度而言，住房是杠杆资产。低利率时期，杠杆放大资产收益；高利率时期，杠杆放大现金流压力。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面对3.5%的通胀，不能轻易降息。

甚至还有人预测，可能只会看到最后一次加息，随后是明年一到两次降息，但更高利率似乎成为新的常态。

房价可能已经下跌约4%，在企稳前可能还会再跌6%。税收和利率本身无法解决破败的住房市场，这样做需要地方议会批准的建筑量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多得多。

所以，住房供应、规划改革、基础设施配套，才是长期解法。货币政策在这里已经超出宏观工具的范围，成为分配工具。谁有房贷，谁有存款，谁在租房，谁在等首付，感受完全不同。

更麻烦的是数据滞后。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的收入与住房调查涵盖2019-20年，2020-21年和2021-22年的调查已被取消，该局已确认不会发布2023-24年的调查结果。

澳大利亚正在讨论使用2019年前的数据进行分配。如此情形下，政策制定者拿着旧地图，寻找新断层。公司如果只看全国平均数，也势必会误判风险。

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分化，要求更细的地方证据。仅按司法管辖区细分利益相关者，会忽略最严重的风险敞口可能存在于一个繁荣州的地区中心、一个靠近运营资产的原住民社区，或一个受住房和基础设施压力影响的首都城市租户群体中。

是什么重新划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旧“双速经济”的本质是资源租金分配。采矿资本、国家财政、劳工和地方政府围绕大宗商品租金博弈。财政均衡把一部分资源租金社会化，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

但今天，租金形式已经扩展为三层：资源租金、土地与住房租金、平台与数据租金。

这三层租金叠加，重新划分了澳大利亚的经济版图。

澳大利亚在政府间再分配公共收入方面很强，在家庭间分配私人资产收益和经济机会方面很弱。这种不对称，是关键结构特征。

所以，资源租金仍然重要。西澳贡献全国45.4%的商品出口，采矿业周薪中位数2761澳元。但FIFO和自动化削弱了本地乘数。项目能够运营，工人无需永久搬迁，收入在原籍社区消费。项目所在地得到税收、特许权、部分就业，但不一定得到完整产业链。

如果要衡量项目价值，需要明确留在东道社区的份额有多少。本地采购、就业培训、原住民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把资源租金留在当地的方式。工资总额高，不代表地方经济强。资源丰富地区也可能有被排除在繁荣之外的人群。

土地与住房租金是第二层。住房金融化让有房者享受资产增值，租户和潜在买家支付租金与首付。商品及服务税均衡可以拉平州政府财力，却无法均衡家庭住房财富。

全国自住比例从66.3%降到65.9%，悉尼和新州地区是主要拖累。年轻人住房拥有率下降，家庭援助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住房政策需要地方议会批准更多建筑量，需要规划改革，需要基础设施，需要租赁市场改革。所谓税收和利率也只能调节需求，供应才是长期答案。如果土地租金分配不解决，代际矛盾会继续积累。

平台与数据租金是第三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

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算法、应用商店、捆绑支付、数据收集和广告，从澳大利亚经济中提取跨国租金。参议院报告提出八项建议，要求建立数字平台协调机构，禁止反竞争捆绑，要求平台披露偏好，建立争议解决机制，要求报告个人数据收集和画像，建立个人数据删除权，制定儿童数据可执行准则。

报告发布近三年，政府仍未给出有理有据的答复。

欧盟《数字市场法》禁止自我偏好，澳大利亚却仍让平台“按我们的方式行事，否则一无所获”。

数字领导力的球，就这样被丢进了草丛里。

人工智能带来新的生产率希望，也带来新的租金风险。澳大利亚财政部认为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年均生产率增长1.2%的长期目标，但强调人工智能并非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替代品。

生产力委员会主席丹妮尔·伍德指出，更重要的是企业采用人工智能的速度以及融入业务流程的程度。

澳大利亚在企业应用方面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监管明确性、技能和培训支持、政府自身采纳都可以发挥作用。如果人工智能红利主要被外部平台以订阅、云服务、广告和数据租金形式抽走，澳大利亚可能面临新的资源诅咒，即矿被挖走，数据和算法租金也被抽走。

为什么呢？我认为政策错位在这里最明显。

澳大利亚可以调整商品及服务税，却很难调整住房财富；可以监管采矿，却难以监管跨国平台；可以征收资源税，却难以征收数据租金。新的分化来自资源租金、土地租金、平台租金三种租金的叠加。

家庭命运由资产所有权、地理位置、代际传承和平台位置共同决定。

那些继续仅通过采矿边界解读澳大利亚的组织，可能会误判其运营许可究竟在何处被授予，又在何处被撤销。

决定性的洞见在于，资源、地理位置和资产所有权现在相互重叠。

任何严肃的市场进入或利益相关者战略，都需要在国家层面分析之外，密切关注区域、社区、原住民和群体层面的差异，并在公共分配数据过时的情况下，投资于地方证据。

澳大利亚不再是“双速经济”，因为它从来不止两个速度。

它是一个多速折叠的经济体：工资端通缩，资产端通胀，负债端高利率，租金端上涨，平台端抽租。

“双速经济”这个词，曾经让地区差距可见。

今天它也可能让真正的断层隐身。它把目光引向西澳和东部、矿业和制造，却放过资产端、数据端和代际端。

澳大利亚人感受到的无力，很多来自这些被旧框架漏掉的地方。

所以，澳大利亚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成果的分配机制落后于财富创造方式。

二十世纪靠工资、税收和财政均衡分配增长。

二十一世纪财富越来越多来自住房资产、数据租金、平台垄断和代际转移。

继续用旧工具处理新租金，政治信任会继续流失。下一轮澳大利亚政治，不会只是西澳和东部争吵，也不会只是矿业和制造业争资源。

它会围绕资产、数据和机会重新谈判。

谁能进入这场谈判，谁被排除在外，将决定澳大利亚还能不能维持一个多数人相信的公平契约。

看清这一点，才算看清“双速经济”之后真正的澳大利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针商略”，作者：东针商略，36氪经授权发布。